噴水池的水在冬天本來應該是關掉的。
這是梁城市政府廣場的慣例，每年十一月底，維護組的人會把馬達關了，把噴嘴蓋起來，讓水泥池底曬一個冬天的稀薄陽光。但今年負責這件事的組員請了病假，他的代理忘了，代理的代理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，於是噴水池照常運轉，一直運轉到週五深夜，直到池子裡多了一個不該在那裡的東西。
發現屍體的是一個在附近賣烤番薯的老闆，他每晚收攤時會順路抄廣場，快走一圈當作運動。他後來對警察說，他以為那是有人惡作劇扔進去的假人，因為那個人仰躺在水裡的姿勢太過安詳，西裝筆挺，頭髮還是梳好的，像個在水上漂浮的蠟像展品。他繞著池子走了半圈，用手電筒照了照，才看見那雙睜開的眼睛。
他把烤番薯推車停在路燈下，打電話報警，然後在冷風裡站著等，順手吃掉一個沒賣完的番薯。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吃，可能是因為冷，可能是因為緊張。後來這個細節被便利商店收銀員轉述給兩個大學生聽，大學生又轉貼到論壇上，底下有人回覆說：「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本能地確認自己還活著，吃東西是最原始的方式之一。」這則回覆得到四十七個讚，沒有人知道這是真是假。
警車在十分鐘後抵達。鑑識組在三十分鐘後跟上。死者被從水裡打撈出來的時候，現場來了大約二十個人圍觀，有幾個人拿出手機拍照，有幾個人假裝沒在拍照但其實在拍。警員把黃色封鎖線拉開，廣場的大理石地面在夜燈下反著光，死者躺在防水布上，西裝的深藍色被水浸透，看起來像黑色。
刑警陳達在屍體旁邊蹲下來，用手電筒照了照死者的臉，然後站起來，往後退了兩步。
他的搭檔薛永走過來。「認識？」
「不是認識。」陳達把手電筒收進口袋。「是聽過。梁城沒有人沒聽過這個名字。」
「誰？」
陳達把口罩往下拉了一下，說了兩個字。薛永盯著死者看了五秒，嘴動了一下，像是在默算什麼。然後他說：「那個動機的問題就很麻煩了。」
陳達重新把口罩拉好。「你說的是梁城有多少人有動機，還是沒有動機。」
薛永沒有回答，因為他知道這不是選擇題。
死者的名字叫宋江，梁城黑白兩道都叫他及時雨，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行俠仗義的美德，而是因為他總是在最麻煩的時間點出現，用最平靜的方式讓事情不再麻煩。有人欠錢不還，他去；有人拿了不該拿的東西，他去；有兩方人馬談不攏準備動手，他也去，在雙方之間坐下來，喝一杯茶，把問題的輪廓描述得比任何一方都清楚，然後提出一個解法，通常對方都會接受，因為不接受的後果他也說得同樣清楚。
沒有人知道他確切替誰做事。有人說他是某個財團的白手套，有人說他是警察的線人，有人說他誰的人都不是，這才是他最有用的原因。
現在他在噴水池裡泡了不知道多久，西裝不防水，眼睛望著梁城的冬天夜空，身上沒有可以立即辨識身份的證件，但每個認識他的人看一眼都知道是他——他那塊錶，右手腕，銀色錶盤，是梁城獨一份的款式，他曾在一個飯局上說那是朋友從瑞士帶回來的，朋友現在在哪裡他沒說，在場的人也沒問。
那塊錶現在還在他的手腕上，還在走。
雨在凌晨零點十七分開始下。
---
距離市政府廣場約三點二公里，便利商店的日光燈把玻璃門外的雨絲照得一根一根清晰可見。
林沖把抹布搭在肩膀上，站在關東煮鍋前面，用夾子翻動一根孤零零的白蘿蔔。關東煮鍋在夜班時段賣得很差，他每次當班都要把沒賣完的食材處理掉，規定是倒掉，但他習慣用保鮮盒分裝好放後面，留給凌晨三點來的工地師傅。這件事他的班長知道，班長說沒規定這樣做，林沖說他知道，班長就沒再說話，因為工地師傅有時候也會多買一包菸。
店裡現在只有一個客人，坐在角落的高腳椅上滑手機，喝一杯熱拿鐵，已經在那裡坐了一個小時四十分鐘。林沖沒有去催他，他在夜班的其中一個邏輯是：願意在深夜坐在便利商店角落的人，多半是有他的理由的，去催人家回家不厚道。
他把蘿蔔翻了個面，然後側耳聽了一下——店外有腳步聲，規律，帶著一點急促。他在當刑警的時候養成了一個改不掉的習慣，不管在哪裡，都會自動分辨路過的腳步聲屬於哪種人。這個聽起來是個中年男人，走路重心偏左，可能是慣用右手造成的肌肉不對稱，今晚趕時間但不是逃跑。
腳步聲停在玻璃門前，門沒有開。
林沖等了三秒，腳步聲往右移動——那裡是店外的寄物儲物櫃。他聽見金屬門開了又關的聲音，然後腳步聲往反方向走，很快，消失在雨聲裡。
他在關東煮鍋前站了一會兒，然後把夾子放下，走到玻璃門邊往外看。雨霧裡什麼都看不清楚，只有一把黑色雨傘正在轉角消失。
他推開門走到儲物櫃前，低頭看了一眼。
六號櫃的鎖是開著的，門縫裡有一條細細的光。
林沖在當刑警的十一年裡，學到的第一件事是：不尋常的事情有它不尋常的理由，而理由有時候跟你有關，有時候跟你無關，區別在於你要不要打開那道門。
他用夾子把儲物櫃門撥開了一點，探頭看進去。
一個黑色手提箱，大小適中，提把用膠帶貼著一張便利貼，便利貼上用黑色油性筆寫著一串數字。他看了幾秒，認出那是他夜班的員工編號。
他站在雨裡，抹布還搭在肩膀上，白蘿蔔的湯汁已經從布角滴到地上了。
角落的客人沒有離開。關東煮還在滾。手提箱裡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。
林沖蹲下來，把手提箱從儲物櫃裡取出，提起來感受了一下重量——比他預期的重，但沒有重到裝的是器材設備的程度。他輕輕搖了搖，裡面沒有聲音，說明不是液體，說明東西是用某種方式固定著的，說明放箱子的人在乎裡面的東西不要移位。
他看了一眼監視器鏡頭的方向，然後把手提箱抱起來走進店裡，放到後台辦公室的桌子下面，繼續去翻他的白蘿蔔。
他的刑警直覺告訴他這很危險，它一向很準，這也是他當初能成為梁城最年輕的優秀刑警的原因之一。
他的銀行帳戶餘額是四千三百二十一塊，還差三天才發薪水，這個直覺就不那麼容易聽進去了。
---
武松把安全帽往上推了一下，讓視線清楚一點，按了電梯的上鍵。
這是今晚的第十七筆訂單，快炒店的三菜一湯，交給八樓，客戶備註欄寫著「不用敲門，放地上」。他接了這個備註，心想住在梁城這種規模城市的八樓、點三菜一湯、叫外賣的人，多半是一個人住，多半不太想跟人說話。這沒什麼問題，他自己也是一個不太想跟人說話的人。
電梯門打開。
他走進去，轉過身按了八樓，然後眼角餘光往右邊掃了一下——這是他另一個改不掉的習慣，進電梯一定確認裡面有誰。
電梯右後角站著一個男人，黑色外套，脖子粗，下巴有一道很淺的疤，左手拇指指節特別大，像是長期握拳造成的。
武松的手指沒有動。
他面對電梯門，保持那個方向，保持那個姿勢，保溫袋提在右手，三菜一湯裡的湯還是熱的，他能感覺到保溫袋底部透過來的溫度。電梯門關上。樓層數字從一開始往上走。
那道疤。
他知道那道疤是怎麼來的，因為它出現的那一天他在場，那一天他哥哥武大還活著，他哥哥把一個啤酒瓶砸在那個男人的下巴上，那是他哥哥這輩子最暴烈的一個動作，代價是之後三個月他們家的玻璃窗被砸了六次，然後有一天他哥哥從一棟三層樓的建築工地上摔了下來，建案的負責人說地板沒有固定好，事後調查說是意外，調查結案的速度快得讓武松懷疑結論在調查之前就已經寫好了。
三年了。
電梯到了四樓，門開了。沒有人進來。門又關上。
武松看著電梯門上自己的倒影。那個男人就站在倒影的右後方，也在看自己的手機，大拇指在螢幕上滑動，臉上沒有任何異樣，他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武松是誰。
這個男人叫蔣門神，曾是一間連鎖健身房的加盟業主，現在做什麼沒有人確切知道，但梁城南區有幾條街的收保護費生意和他脫不了關係。武松知道他的臉，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他在哪些地方出沒，但這些知識花了他將近兩年才拼湊完整，他沒有用來報警，因為報警不是他計畫的一部分。
電梯到了八樓。
武松走出去，沒有回頭。他把保溫袋放到810號門口的地墊上，退後一步，轉身走向樓梯間，因為他不想再搭那部電梯。
他在樓梯間靠著牆站了大概三分鐘，聽著電梯停在八樓，又下去，又上來，又走掉。然後他繼續往下走，一步一步，手插在外套口袋裡，手指碰到了他每天都放在那裡的東西，摸了一下，然後放開了。
今晚不是那個夜晚。
他走出大樓，雨落在安全帽上，接了下一筆訂單，啟動摩托車。
---
楊志站在立交橋下，抱著公文包，試圖用身體把那個裝著一堆文件的大塑膠袋擋在雨裡比較少的地方。
效果不佳。
他已經在這裡站了二十分鐘，等待一個他沒有見過面的人完成一次他不知道意義為何的交接。他的上級在三天前把這個任務的摘要說了一遍，摘要的內容是：「你去、你拿、你交給對方、你回來，整件事沒有文字紀錄，你沒有問過我任何問題。」楊志問了一個問題：「交接地點在哪裡。」他的上級給了他一個地址，然後說：「再問一個問題我就換人。」
楊志沒有再問了。
他在市政府的體制裡待了十四年，換了七個直屬長官，每個長官都有他自己的行事風格，其中三個是廢物、兩個是壞人、一個還不錯但去年調走了，現在這個楊志還在評估分類，但今晚這件事讓他覺得壞人的可能性比他原本估計的高。
塑膠袋裡的文件沒有任何公文編號，沒有任何機關章戳，沒有任何可以追蹤來源的標記。他在出發前忍不住翻了一張，看了兩行，看到了幾個他不應該看到的詞，然後他把文件放回去，假裝沒有看過。這是他在體制裡十四年學到的最重要的生存技能：有些東西看見了比沒看見更危險，最好的處理方式是讓自己真的相信自己沒有看見。
雨越下越大。
他把公文包夾得更緊。
橋下的陰影裡有腳步聲，從遠處過來，不是一個人，是四個人，楊志感覺到了但沒有往那個方向看，因為他告訴自己不確定的時候不要做出可能被解讀為挑釁的動作。
「楊先生。」
是個年輕的聲音。
楊志轉過去，看見四個穿深色衣服的人站在距離他約三公尺的地方，其中一個人往前走了一步，看起來是發言人。「東西帶了嗎？」
楊志看了看他，然後低頭看了看那個塑膠袋。他今晚的任務是把文件交給「對方」，但他的上級沒有告訴他對方的樣子，或者說任何可以確認身份的細節。他只有一個地點和一個時間，以及此刻這四個人。
「你們是誰派的？」他問。
「我們是替天行道快遞。」那個人說，語氣非常平穩，像是在報一個正式的公司名稱。
楊志愣了一秒。「什麼？」
「快遞。我們來取件。」
楊志的謹慎在這個瞬間和他的疑惑在同一個地方碰了一下，然後兩個都輸給了另一件事：其中一個人已經走到他的側面，把手伸過來，很平靜地把塑膠袋從他手裡接走了。
他沒有反抗。不是因為他不想，是因為對方的手碰到袋子的時機點剛好讓他沒有時間決定反不反抗。
然後四個人就走了，帶著文件，帶著他完全不知道代表什麼的那些詞，留下楊志一個人站在橋下，手裡還抱著空了的公文包。
雨繼續下。
他看著他們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，然後掏出手機，想打給他的上級，想了半分鐘，把手機放回口袋。
他知道打過去會聽到什麼。他會聽到他的上級說他失職，他會聽到整件事的責任落在他的肩膀上，他會聽到一些他沒有能力反駁的版本，因為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只有他知道，而他剛才沒有拍照、沒有錄音、沒有任何可以作為憑據的東西。
他在這個體制裡十四年，他非常清楚這種局面的走向。
他打開手機的備忘錄，用顫抖的手指打下幾個字：「被留活口比被殺更說明問題。」
然後他看著這行字，想了想，沒有刪掉。
他在橋下站了又一會兒，讓雨把他打濕，把這個夜晚的所有細節印在腦子裡：四個人、深色衣服、那個語氣、那個不像玩笑的公司名稱。他不知道那些文件是什麼，但他知道知道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，而他現在已經知道了，這個事實沒有辦法改變。
最後他往立交橋外走，站在雨裡，攔了一輛計程車。
車裡很暖，司機把收音機開著，播的是一個晚間新聞快報：梁城市政府廣場噴水池今晚發現一具男性屍體，警方已封鎖現場展開調查，死者身份尚待確認——
楊志靠在車窗上，看著梁城夜間的街道從窗外流過去，心想這個城市今晚似乎發生了很多事。
他不知道其中有幾件事和他有關。
他其實也不太想知道。
---
那個週五的深夜，梁城以它一貫的方式繼續運轉。
噴水池的水還在流，帶走一個人死前最後看見的那片夜空倒影。便利商店的日光燈還亮著，白蘿蔔在湯裡慢慢變得更透明。立交橋下的積水越來越深，把一個公務員站過的地方漫過去，什麼都沒有留下來。摩托車在溼透的街道上開，保溫袋裡的餐已經涼了，沒有人在意，因為客人備註說放地上就好。
這座城市有很多種死法，一百零八種，或者更多，有人說這個數字是有根據的，有人說這是鬼扯，反正沒有人真的數過。
這個週五才第一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