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桶比昨天重。
不是真的重，林沖知道，十八公升的桶子就是十八公升，裝滿了就是裝滿了，重量不會因為星期三或星期四而有什麼差別。但他的右肩最近有個地方開始說話，不大聲，只是每次換肩的瞬間，會悶悶地叫一聲，像是有人隔著棉被敲了一下。
他沒有理它，把桶子換到左肩，繼續上樓。
濟州舊城區的公寓樓梯聞起來都一樣，是那種混了發黴磁磚、炒菜油煙、和某種說不清楚的潮濕的味道。林沖在這條路線跑了三年，每一棟樓的氣味都已經記住了。三巷六號是蔥油，帶點廁所芳香劑；九號是薑和狗；十五號沒有氣味，像是空的，但裡頭其實住著一個八十幾歲的阿嬤和她從來沒見過的幾十盆蘭花。
「林師傅！」
三樓門開了，一個戴著眼鏡、頭髮沒梳的中年男人探出頭來。許先生，四十七歲，每個月訂兩桶，沖泡茶葉用的。上個月他拿了一包東方美人給林沖，說是朋友帶的，太多喝不完，林沖道了謝收下，轉頭放進車裡，後來忘了帶回家，在烈日底下曬了一個禮拜，也不知道變成什麼了。
「放那裡就好，不用進來。」許先生比了比走廊，手裡還拿著一個馬克杯。「你今天看起來不大對，怎麼了？」
「沒事。」
「肩膀？」
「老了。」
許先生嗯了一聲，好像這個答案把所有問題都解決了，退進門裡去了。林沖把空桶搬出來，把新桶靠牆立好，然後下樓。樓梯扶手在第十一階有一個地方是鬆的，他下意識地避開，靠內側走。這種事情他不用想，腳會記得。
送水車停在巷口，車身漆已經開始起皮，有一塊像是某種地圖的輪廓，他有時候盯著看，沒有看出過任何具體的地方。車門把手要往上抬再拉才打得開，這個毛病跟了他快兩年，報給公司，公司說好，然後沒有下文，他也就沒再問。
他把配送單翻到下一頁。最後兩桶，中山路那邊，一個髮廊，一個辦公室。
髮廊的老闆娘是個說話很快的女人，每次他去，她都在燙頭髮，或者在跟人聊燙頭髮這件事，手一邊忙著，嘴一邊說，把發票接過去夾進圍裙口袋，也不停下來。今天也是，客人坐在椅子裡，頭上頂著一堆錫箔紙，老闆娘說：「放著就好，林師傅，找錢喔——」硬幣在空中拋了個弧，林沖接住，點頭，出去了。
辦公室在五樓，沒有電梯。林沖扛著桶子，一層一層上去，右肩那個悶聲又叫了一下，大聲了一點，像是從棉被後面搬到枕頭後面了。
五樓的人沒有開門。他按了兩次門鈴，等了一會兒，又按了一次。
裡頭有腳步聲，拖鞋踩地板的聲音，然後靜止，然後一個年輕女生隔著門問：「誰？」
「送水的。」
「我們沒有訂水。」
林沖低頭看了一下配送單，地址沒有錯，電話也是這裡的號碼。他報了公司名稱，對方說等一下，然後是一段很長的安靜，遠處有人在講電話的聲音，聽不清楚說什麼。最後門開了，是一個穿西裝褲的中年男人，表情像是被打擾了什麼重要的事情。
「上個月才訂的，」他說，「沒想到你們這麼快就送來。」
林沖沒有說什麼，把桶子搬進去，換上新桶，收了空桶，出來，下樓。
已經快四點半了。
他在車裡坐了一下，把窗戶搖下來，外頭的風是帶著汽油味的那種，不好聞，但比待在車裡強。他喝了一口保溫瓶裡的水，是早上出門前裝的，溫度已經降到不冷不熱的尷尬地帶，喝起來像是某種對水的委婉描述，而不是水本身。
他沒有立刻發動車子。
事實上他已經在這裡坐了大概三分鐘，兩眼望著前方，看的不是中山路，而是某個比中山路更遠、或者說更不在這裡的地方。
他今天得去一趟博愛街。
這件事從昨天就已經決定了，從上個禮拜就已經決定了，從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，只是每次他把這個決定拿出來看，心裡都會有某個地方收緊一下，然後他就把它重新放回去，說等一下，說今天太累，說明天。
今天他決定不說明天了。
他發動了車子。
博愛街的那棟樓和他上個月離開時沒有太大的不同，但也不是完全一樣。
最大的不同是一面布條。
布條是藍底白字，從六樓一路掛到三樓，字很大，遠遠就看得見：「青蓮集團．博愛街都市更新計畫．讓濟州更美好」。布條的邊緣被風吹得輕輕扇動，像是在打招呼，又像是在揮手。
林沖把車停在對面，在車裡看了那個布條一會兒。
這棟樓，他住了七年。三樓，往右數第二個窗戶，窗台上阿梅種過一盆九層塔，後來越種越好，好到一個程度他覺得她根本可以去開夜市。那盆九層塔現在不知道在哪裡。
他下了車，走過去。
樓前已經豎起了圍籬，圍籬是那種工地用的鐵板，漆成綠色，上面貼著青蓮集團的識別貼紙和施工許可證公告。林沖沿著圍籬走了半圈，找到一個掛著臨時辦公室牌子的貨櫃屋，裡頭有燈，有人影。
他走進去。
裡頭坐著兩個人，一個在滑手機，一個在看文件，桌上有兩個便當盒，飯已經吃完了，剩下菜渣。他們看了林沖一眼，是那種打量的眼神，不凶，只是在評估這個人值得多少注意。
「你好，」林沖說，「我是這棟樓原來的住戶，三樓，林沖。我想問一下關於我那間房的事情。」
滑手機的那個抬了頭，把手機放下，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「房屋回收的補償金，我沒有收到應有的數字。當初談的條件和後來給我的不一樣，少了三十七萬。」
兩個人對看了一眼。
「這個你要找承辦的，」文件那個說，「我們是工地這邊的。」
「我找過承辦，承辦說找青蓮集團，青蓮集團說找代辦，代辦說找政府，政府說找原來的房東，房東說他已經把所有事情都交給青蓮集團處理了，」林沖說，「所以我就來這裡了。」
他說這一段話的語氣很平，像是在描述一條他已經跑過很多遍的路線。
屋裡有短暫的沉默，外頭工地的某個機器在低鳴，聽起來很遠。
「你有沒有帶文件？」滑手機的站起來，走近了一點。他比林沖矮半個頭，但肩膀寬，穿著一件有點舊的夾克，夾克袖口有一個地方磨白了。「補償金的那些東西，合約什麼的？」
「帶了，」林沖把夾在腋下的資料夾拿出來，「你們能處理嗎？」
那個人把資料夾接過去，翻了幾頁，然後沒有還回來。
「這種事，」他說，「沒辦法在這邊處理。」
「那在哪邊？」
「你去找律師。」
「我找過律師，」林沖說，「律師說我的合約本身沒有問題，但執行的時候出了問題，建議我找對方當面談。所以我來了。」
那個人把資料夾握在手裡，沒有還的意思，說：「你這樣來沒有用。」
「那什麼有用？」
「回去，找你們的律師，叫他們寫正式函，從法律管道來，」他說，「你現在跑來這裡是來幹嘛的？鬧事嗎？」
林沖的下巴稍微動了一下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牙關後面頂了一下，又被他壓回去了。他把手伸出來：「先把我的資料夾還給我。」
「等一下，」那個人往後退了半步，把資料夾移到身後，「我說我看一下。」
「我沒有說你可以留著它。」
「幹嘛這樣，說話客氣一點——」
「資料夾，」林沖說，聲音沒有高，但房間裡的什麼東西變了，像是氣壓降了一格，「還給我。」
那個人最後還是遞回來了，但遞的方式不對，是從側面甩過來的，紙角打在林沖的手背上。林沖把資料夾接住，整理了一下，說：「我需要一個能跟我談的人的聯絡方式，可以嗎？」
「沒有，」文件那個這時候也站起來了，「你去找房東，你去找政府，不關我們的事。」
「你們掛的是青蓮集團的牌子——」
「你要走不走？」
林沖沒有立刻回答。他站在那間貨櫃屋裡，兩個陌生人站在他對面，桌上是吃剩的便當，外頭布條還在被風拍打，三十七萬，七年，那棟三樓右邊第二個窗口，九層塔，阿梅，三十七萬。
「你他媽沒長耳朵嗎？」夾克的那個突然上前一步，把手放上了林沖的肩膀，是推的動作，不大力，但是有意思的那種，「走。」
林沖抬頭看了他一秒鐘。
然後後來貨櫃屋裡發生的事情，在林沖的記憶裡是切碎的：一個聲音，一張桌子移動的聲音，便當盒落地的聲音，有人喊了什麼，屋外有人跑進來，他的手腕被什麼東西扣住——涼的，硬的。
警察來得很快，快到一個有點奇怪的程度。
林沖被壓著臉朝下貼在圍籬邊，手銬扣在背後，臉頰貼著冰的鐵板，他能看見的是自己的送水車停在對面，車身那塊起皮的漆，那塊像地圖的輪廓，以及遠處那面藍底白字的布條在風裡漂著。
真正動手的那個人，夾克那個，他後來消失了。林沖被銬著走向警車的時候，往左往右都看了，沒有看見他，只看見幾個圍觀的路人和一個警察對著對講機說話。
車門被關上，隔音不好，外面的聲音還是漏進來，但已經變得很遠，像是從水裡聽到的。
阿梅是在接到鄰居電話之後趕去派出所的。
她到的時候是傍晚六點十分，櫃台的人叫她在外面等，說還在做筆錄。她就在外面等，坐在一排塑膠椅上，塑膠椅是橘色的，有幾個地方龜裂了，坐起來硌著，但她沒有換位子。
旁邊坐過幾個人，有人在打電話，有人在哭，有一個老伯伯帶著一個塑膠袋，不知道在等什麼，等了很久，後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。
派出所門口有一盞燈，天色暗下來之後那盞燈就很顯眼，招進來不少蟲，在燈周圍繞。阿梅看著那些蟲轉了一圈又一圈，沒有什麼感受，只是看著。
有兩次她走進去問，一次是七點，一次是九點半，得到的都是「等一下」。等一下的意思是沒有時間表，是請你不要再問，是你站在這裡也沒有用。
她沒有哭，在那裡。她把外套的拉鍊拉上去，又拉下來，拉鍊有一格卡住，她反覆拉了幾次，也沒有修好。她的手機在傍晚八點多沒電了，她就把手機放進包包，然後繼續等。
街上的人漸漸少了。
燈還亮著，蟲還繞著。
她一共等了六個小時零二十分鐘，中間沒有任何人走出來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、林沖怎麼了、下一步是什麼，什麼都沒有。
快凌晨十二點的時候，裡頭走出一個年輕的警察，對她說今天不行了，叫她明天早上再來，她可以找一個律師，程序是這樣。
她問：「他有沒有受傷？」
那個年輕警察想了一下，說：「我去問問看。」
然後進去了，沒有再出來。
阿梅在那排橘色塑膠椅上又坐了大概十五分鐘，然後站起來，整理了一下包包，走出派出所，攔了一輛計程車。
車裡的司機在聽廣播，是一個老歌節目，正在放一首她說不出名字的歌，男聲，有點沙，唱的是什麼城市什麼夜什麼再見，她沒有仔細聽。窗外的路燈一根一根往後退，她看著，沒有說要去哪裡，司機就先往前開著，等她說。
她說了一個地址，不是博愛街，也不是他們最後住的那個地方。
是她姊姊家。
女兒在那裡。